战地输血队的驻地设在一个叫阿尔卡拉的小镇上,阿尔卡拉镇不大,如果不是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安静到让人打瞌睡的地方。镇子依着一座矮山而建,房子大多是石砌的,墙壁很厚,窗户很小,一看就是为了抵御西班牙夏天那种要命的炎热。
但现在这些房子没有一栋是完整的。有的被炮弹掀掉了屋顶,有的墙壁上开着大洞,露出里面的家具残骸,像是一个个被开膛破肚的尸体。教堂的钟楼塌了一半,原本竖着十字架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根弯曲的铁条,在风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街道上到处都是从马德里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他们躺在担架上,躺在门板上,躺在路边的石阶上,有的身下垫着一条血迹斑斑的毯子,有的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躺在冰冷的碎石地上。
有的人在大声喊疼,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被硬生生扯出来的,带着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绝望。有的人一声不吭,但那不是因为不疼,而是因为已经疼得没有力气喊了。
空气里弥漫着碘酒的气味,刺鼻,辛辣,混着血腥味和从临时厨房里飘出来的煮土豆的味道,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让人胃里翻腾的混合气味。
王汉彰站在镇口,深吸了一口气,让这种气味充满他的肺。他没有皱眉头,也没有捂鼻子。这种气味他太熟悉了。战争的气味。
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手里端着一盆血水,盆沿上搭着一条染红的绷带。她看了王汉彰一眼,那眼神没有任何好奇,只有一种见惯了陌生面孔的麻木。在这个地方,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每天也都有旧面孔消失。
蒂埃里带着他穿过了两条街,找到了输血队的驻地。输血队的驻地在镇子北边一座被部分炸毁的学校里。校舍的墙壁上刷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但那红色在灰蒙蒙的暮光里看起来不太像红色,更像是一种干涸的血迹。几辆涂着同样红十字标志的卡车停在操场上,车身上满是弹痕和泥土,挡风玻璃上还有几个弹孔,裂纹像蜘蛛网一样从弹孔边缘向四周扩散。
诺尔曼医生站在一间临时改成手术室的教室门口。门口挂着一块沾满血污的白布帘,布帘后面透出昏黄的灯光,还有金属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
诺尔曼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加拿大人,个子很高,瘦得像一根竹竿,穿着一件白大褂,但白大褂上全是血,袖子上的血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结成了硬块。
他的脸上棱角分明,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不知道是手术刀划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留下的。他的头发是灰褐色的,有点卷,乱糟糟地堆在头顶上,看上去至少三四天没洗过了。
但他的眼神非常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军人式的锐利,而是医生式的锐利。他看你的时候,好像不是在看你这个人,而是在透过你的皮肤看你的血管、你的骨骼、你的内脏。这种目光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王汉彰没有移开眼睛。
诺尔曼的背景,王汉彰在来的路上听蒂埃里简单提过几句,但蒂埃里不是一个好的讲述者,他只说了些最基本的。加拿大人,胸外科医生,来西班牙之前在美国底特律一家大医院工作,薪水优厚,前途无量,住着带花园的房子,开着崭新的福特轿车。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爆发,这个人就辞掉了工作,卖掉了房子,丢下了所有的一切,带着一套手术器械和几箱血浆来了西班牙。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西斯正在杀人,而我会救人。这不需要更多的理由。”
但事实上,蒂埃里没有告诉王汉彰的是,诺尔曼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坐在底特律家中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是一张西班牙内战的照片——一个孩子在轰炸后的废墟里哭泣,孩子的母亲躺在旁边,身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渗出了暗红色的血。
诺尔曼盯着那张照片看了整整两个小时,然后站起来,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继续在这里过我的好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早上,他开始打包行李。这件事是后来王汉彰从输血队的老护士那里听来的,那个叫埃琳娜的法国护士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复杂的光。她说:“诺尔曼医生不是来找死的,他是来找死的对立面的。他想证明,在死神的镰刀下面,人的手还有力量抢回一些东西。”
诺尔曼注意到蒂埃里带来的这个陌生人,皱了皱眉。他上下打量了王汉彰一眼,那个打量的过程很快,但很仔细,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最后停在他的脸上。
“这就是你说的司机?”诺尔曼问蒂埃里。他说英语,带着浓重的加拿大口音,每个词的发音都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但吐字很清楚。
“对。他叫雅克,法国人,会开车。”蒂埃里说。
诺尔曼走到王汉彰面前。他比王汉彰高出半个头,站得很近,近到王汉彰能看到他白大褂领口上的一小块血迹。他盯着王汉彰的眼睛看了几秒钟,那目光直接而坦率,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意思。然后他伸出了手。王汉彰犹豫了不到半秒,握住了那只手。诺尔曼的手和粗糙的外表截然不同——手指细长,皮肤柔软,关节灵活,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是一双做手术的手。
“你会开卡车吗?”诺尔曼问。
“会。”王汉彰说。
“你怕血吗?”
“不怕。”这个回答是真的。王汉彰见过太多的血,自己的,别人的。
“你怕死吗?”
这个问题让王汉彰愣了一下。他以前被问过很多问题,但从没有人这么直接地问他怕不怕死。他想了想,然后笑了笑。那个笑里没有什么快乐的意思,更多的是一种自嘲。
“有谁不怕死呢?”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稳,“但为了活下去,有时候你要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句话说出口之后,他自己都有些意外。他平时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也许是刚才在车上被蒂埃里那几句话触动了,也许是面对这个陌生的加拿大医生,他突然有了一种想要说真话的冲动。
诺尔曼的反应更让他意外。
这个四十多岁、满脸疲惫、白大褂上全是血的加拿大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忽然笑了起来。那个笑容很灿烂,像是一道阳光突然穿过了阴云,把他脸上那些疲惫的皱纹全都照亮了。那不是客套的笑,不是礼貌的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因为听到了某种真理而感到快乐的笑。
“将生死置之度外……”诺尔曼重复了这句话,用英语说的,他说得很慢,像是在品味一瓶陈年好酒的味道。他的加拿大口音把这句话的每个词都拉得很长,像是在给每一个词分配同等的重量。“putlifeanddeathoutofyourmind.”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然后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某种判断。
“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诺尔曼忽然用一种不同寻常的认真语气问道,那双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王汉彰,“这句话不是说让你去送死。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送死的人,他们不是勇敢,他们是愚蠢。真正的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你明知道可能会死,但还是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不是因为你不在乎命,是因为你在乎的东西比命更重要。”
王汉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了诺尔曼他懂了。此时此刻,他有些理解常先生和范老师那些人,明明知道是必死的结局,却前仆后继的直面死亡。
诺尔曼伸出手,拍了拍王汉彰的肩膀,那只柔软的手在这一刻出奇的有力。拍在他肩膀上的力度不大,但很沉,像是在传递某种无声的认可。“你说的没错,年轻人,为了活下去,你要忘记死亡的恐惧。我每天在手术台上看到的就是这个。那些怕死的人,往往死得最快。而那些把命豁出去的,反而活下来了。”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王汉彰的肩膀,看向操场上的卡车和远处的残垣断壁,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用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语调说道:“我在这间教室里做过三百多台手术了。你知道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吗?人不是被子弹杀死的,是被恐惧杀死的。子弹只是完成了最后一击。所以我告诉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人,不要怕,把命交给我,把你的恐惧丢到门外去。”
说完,他转过身,朝那间挂着血污布帘的教室走去。走了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去找军需官登记吧。他会给你安排住处。我们明天一早出发,去前线。”他的语气恢复了之前那种简洁利落的节奏,好像刚才那番深刻的对话只是他日常工作中一个短暂而必要的插曲。
说完,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帐篷的门帘后面。
蒂埃里在王汉彰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拍的位置和诺尔曼刚才拍的一样,但力道不一样。“诺尔曼脾气不好,但人不错。”蒂埃里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像是忠告又像是感叹的东西,“他跟着他,不会错的。”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提醒你,他骂起人来很难听。你最好习惯这一点。”
王汉彰点了点头。蒂埃里转身上了车,调转车头,车轮在碎石地上碾出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车子很快消失在镇子的尽头,卷起的尘土在晨光里缓缓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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