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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美国1994（第4页）

就在我做解释的时候，德拉·谢拉拧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很快就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等我说完，然后跟我解释说，赛前唐宁球场的状况很差，所以球队的官员们就往草坪上喷了绿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其斑驳的样子，让他们觉得宇宙队是在一个美丽葱翠的球场上踢球。

“那不是皮癣，贝利，”他笑得浑身发抖，“是绿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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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宇宙队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轻松创下了美国足球电视观众的人数纪录，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场世界杯或俱乐部比赛。但是电视直播并不顺利——宇宙队打进第一个进球时，电视台正在插播广告，所以观众们都没看到进球的情况；第二个球是我进的，又因为电视台在回放刚才的镜头，导致观众们又没看到进球的情况。很明显，与大多数节奏并不紧凑、时断时续的“美国”运动项目相比，足球的连续性和高密度节奏是大家需要逐步适应的，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言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此次比赛还是好评如潮。一家报纸写道：“除去重量级全网夺冠赛之外，纽约的体育比赛还从未受到过全世界如此多的关注。”一夜之间，宇宙队就变得全世界人尽皆知了。美国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霍华德·科赛尔等人纷纷论及这次比赛，都说足球终于来到了美国。达拉斯飓风队的老板拉马尔·亨特是在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一个旅店里收看的这场比赛，他后来回忆说：“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想：‘嗯，我们做到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坚守是值得的。’”

的确，这次足球热潮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甚至连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这样的野心家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过后，宇宙队又到许多被视为足球荒漠的城市，如洛杉矶、西雅图、温哥华，和发展中的市场，如波士顿、华盛顿等地方参加比赛，不论是在哪里，其比赛的上座率都会创下纪录。在波士顿，我进了一个球之后，人们都拥上来庆祝，有人企图把我的鞋脱下来作为纪念，差点把我的脚扭伤。在华盛顿，有3.5万人到场观看了比赛，创下了北美足球联赛的观众数量纪录。（几天后这里举行了另一场比赛，没有宇宙队参加，其上座人数只有2100人。）甚至在洛杉矶也是如此，比赛是在艾尔卡米诺专科学校的小球场上进行的，可容纳1.2万人的球场上座无虚席。每到一处，人们都很友好，很热情，对足球的了解也令人惊讶，好像美国的足球迷在历尽寒冬之后终于盼来了足球的春风。

足球在美国的兴起恰好与其时代潮流相契合，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长大。时任达拉斯飓风队总经理的迪克·博格说：“足球是一种反正统的体育运动，既不像nfl那样神化，又没有nba的特殊性。其球员的个人表现和不间断的比赛节奏都是别具一格的，这一点很吸引那些在60年代成长起来、反过越战、留过长发、喜欢过另类音乐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能力，足球恰恰吸引了他们的兴趣。”

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我们的确是“恰逢其时”了。在学校里踢球的孩子们开始央求父母带他们去现场看比赛；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被证明是足球最了不起的进步——北美足球联赛的球迷中有一半是女性。《体育画报》撰文说：“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绝对想象不到，在数周时间里，贝利就跟乔·纳玛什一样有名了。”乔·纳玛什是“纽约喷气机队”的四分卫，他从事的是另一种“足球”。

我认为自己一半的责任是作为球员在球场上踢球，其余部分则是在场下充当足球专家和形象大使。就在我到达美国的最初几周时间里，我杜撰了一个词组，却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美国记者总是问我关于“soccer”的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很怪，因为我一直都叫它“football”，为了区分我所从事的足球和美式足球（我觉得美式足球枯燥无趣、粗野，而且停顿太多、太不流畅），我就说我从事的是一种“jogobonito”——“美丽的运动”。没想到这个词组就这么定了下来，从那时起就被用来描述足球运动了。

那段时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仍跟10年前力量一样大、跑得一样快吗？不可能。我们的球队战无不胜吗？也不是。但我总会有种新的感受，一种从1958年瑞典世界杯之后就从未感觉到的成就感。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那感觉就像是收复了一座城池、插上了足球的大旗。

从巴西的期望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再加上我比年轻时更加成熟自信了，所以，我从足球中发现了新的乐趣。我跟队友们打趣厮闹，并且乐意去感受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次在西雅图，我们下榻在一个酒店里，我的房间恰好是在海湾上面3层楼的位置。酒店经理借给我一套钓竿，一桶用作鱼饵的鲑鱼肉片，一会儿我就钓上一条小双髻鲨。我把它钓到阳台上，队友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这鲨鱼怎么办？一个队友跑到房间里拿来一根桌子腿，一棍子打在了鲨鱼的头上。这跟在巴西家里可大不一样，要是在巴鲁河里钓出一条鲨鱼，能让全镇的人逃个精光！

我们都认真对待比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推广足球运动，让足球在美国生根发芽。所以，北美足球联赛里的人都很友好，即使对手也是如此；而这一点在稍微发达点的联赛里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球场里使用的尼龙草皮尤其反感。现在的人造草皮已与柔软苍翠的真草皮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人造草皮其实就是混凝土表面铺着一层绿色的尼龙地毯。此前我极少接触这种场地，而在上面踢球就像是在煎锅上一样。“西雅图海湾人队”的几个队员告诉我，如果换上网球鞋，脚就好受多了，但我没有网球鞋，于是他们其中一个就好心地借给我一双。我感觉既高兴又惊诧——这要是在巴西或在别的刀来剑往的联赛里，对手借给你的鞋子里一定是藏了图钉的啊。（我也许有些夸张了，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种和睦的友情，以及在一起的训练和比赛，都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5年赛季结束，宇宙队的成绩并不好，也没能打入季后赛。我们还需要努力，但我们感觉已经打好了地基。而说到休赛期，也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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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成年人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定居，所以，有时候我会再次体会到当初那个坐着从巴鲁开往桑托斯的客车上的14岁小男孩的心情：远离故土，对未来的不确定，激动又有些迷惘。我思念巴西。我想念那里的海滩、周日下午的烤牛肉大餐。我最怀念的还是维拉贝尔米罗球场、帕卡恩布球场、马拉卡纳球场里的球迷。有些夜晚，我会盯着天上的某颗星星，心里想着：家里的情况怎样了，我又错过了什么事情……

还好，我能把一部分乡情带到美国来，而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就是我的家人。露丝和孩子们也到纽约与我会合，我们把家安在东区一个不错的房子里。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和儿子埃迪尼奥英语学得很快，也适应了美国学校的生活。我弟弟佐卡也来到了纽约，他在特伦顿大学工作，还开办了儿童足球培训班。父母大多数时间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有意思——我们一家在纽约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在桑托斯的时候还多。

幸运的是，纽约不是那种你闲得有时间想家的地方。我此前除了足球，关心的事情不多，而一下子掉进纽约这个文化大杂烩里，我有些应顾不暇。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跟妻子去看各种表演或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有时候我们会去百老汇看音乐剧，最常看的还是芭蕾舞。我觉得芭蕾舞总能让我联想起足球——力量、流畅、高雅的完美结合。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如此。我喜欢“太阳马戏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甚至觉得能预判出表演者的下一个动作。

当然，还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精神追求。史蒂夫·罗斯的华纳传播公司给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窗户，而里面全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歌手、影星，他们或者是住在纽约，或者是路过此处。我最常会面的名人是罗德·斯图尔特，他是“华纳兄弟”的签约艺人，还是一个铁杆球迷。有时候他会到宇宙队的训练场地来跟我们踢几脚球，还常带我去“studio54”夜总会玩，这可是上世纪70年代曼哈顿闻名遐迩——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夜店呢。我们在那里听音乐、玩，有时候米克·贾格尔也会过来，还有丽莎·明尼里、比约恩·博格，还有安迪·沃霍尔，他说他有一个理论，那就是每个人的名声都仅能维持15分钟，但我是个特例。“贝利的名声是不朽的。”他语带夸张地说。

即便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也坚守着多年以来的“不沾烟酒”的信条。这个誓言是我保持健康的座右铭，若是没有恪守这一信条，我不可能到35岁了（甚至更老）还能踢球。但在studio54里，我就显得有些另类了。一天晚上，罗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道：“他妈的，贝利！你不喝酒，你不吸毒。你就没点爱好？”

嗯，我也是有弱点的，尤其是牵扯到另一半边天的情况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纽约，这样的诱惑可是无处不在，而宇宙队的名声大涨之后，就更是如此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华纳公司去，著名男演员罗伯特·雷德福在楼里有间办公室，我们就站在走廊里聊天，这时一群追星族跑向我们索要签名。罗伯特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然而在他看到那群人的目标不是他而是我的时候，脸上又缓缓露出惊讶的表情。

“哇哦，”在我一一签名打发走了那群人之后，他惊异地叹道，“你真有名！”

名声还曾帮过我的大忙——抬高我在儿女眼中的形象。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说，让儿女为自己震撼一下是越来越难了。10多岁的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一直缠着我，让我把威廉·赫特介绍给她认识一下，因为那是她的偶像，于是我就带她去了电影《蜘蛛女之吻》首映式的鸡尾酒会。我们到达的时候，威廉看到了我，大喊道：“你是贝利！你是贝利！”他真的是在尖叫。他扑倒在我跟前，开始亲吻我的脚尖。我被他逗得大笑起来，而凯丽对我这个父亲是真正心服了一次，唯一的一次！

我希望来到纽约之后，能为我离开足球之后的生活做好铺垫，结果也并未令我失望。我得到了大量的机遇。在巴西时我就演过电视剧，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一部肥皂剧中扮演一个为入侵地球而前来侦察情况的外星人。我的演技不算好，但这样的经历很好玩。我到了纽约之后，有一天跟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共进午餐，他就提议拍一部在月球上踢球的电影。说实话，我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也许他是把我跟马科斯·塞萨尔·庞特斯——首个进入太空的巴西人——搞混了。最终我还是有机会出现在一部好莱坞大片——《胜利大逃亡》里，这部影片由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迈克尔·凯恩主演，我则饰演了一个足球运动员。嗯，这个还不算太离谱。

我跟华纳的合同包括一些交叉推广协议。比如说，雅达利推出了一款新游戏，我就得帮助推广。由此我认识了很多居住在美国的巴西人。我有一个生意伙伴，我帮助他在洛杉矶开办了一些脊椎按摩诊所，而他又认识一个巴西的专业厨师，这个厨师所服务的，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流行歌手——先是在乐队里表演，然后单飞了。而这就是我受邀到加利福尼亚参加迈克尔·杰克逊18岁生日宴会的来龙去脉。他性情温和，衣着得体，彬彬有礼；那时他还很年轻，却非常优雅。我为他多年后的不幸遭遇感到悲哀。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呢？接触名人和明星是很有趣的事，我乐在其中；但是，这些接触还有一个建设性的目的：增加足球的魅力。通过他们的名气和影响力，我们使很多美国人相信，足球比赛是很值得看的。而名人明星也开始投资北美足球联赛的球队——米克·贾格尔入股了费城的一支球队，彼得·弗兰普顿、保罗·西蒙也随后跟上；艾尔顿·约翰是“洛杉矶阿兹特克人队”最大的股东。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一些世界级球星也动了到美国踢球的念头。我的话终于应验了：足球真的来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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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队未能打入季后赛而结束1975赛季时，我就告诉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我们至少还需要1名世界级球员。“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是打不出好成绩的。”我如此说道。

说这些话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的队友们，但在职业体育领域里，才华是不可代替的，而我们面对的残酷现实就是——队里有才华的球员太少了。我们的对手在比赛中让3个甚至4个球员对我进行防守，而我的队友们却不能利用这一点痛击对手。“这样下去是不会赢球的，”我对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说，“去南美和欧洲招募球员吧。”

而对史蒂夫·罗斯，同样的要求不用说两遍。很快，宇宙队就签下了两个世界著名球员：意大利的前锋乔治奥·齐纳格利亚和弗朗茨·贝肯鲍尔——1974年世界杯冠军西德队的队长。有了他们的加盟，北美足球联赛的分量更重了。而这种挖墙脚的行为也惹怒了足球“旧世界”的人。比如说，签下齐纳格利亚之后，某家报纸就写道（也许有点夸张）：“他在赛季开始后才悄然离开意大利，生怕引发国内球迷的骚乱。”贝肯鲍尔抵达纽约时，一大群球迷——其中包括很多小孩——都去机场迎接他。贝肯鲍尔后来说，到美国来“是我最明智的决定”。

看到宇宙队签来了球星，北美足球联赛的其他球队纷纷效仿。“拉斯维加斯水银队”签下了1966年打败巴西队的那支葡萄牙队的尤西比奥；坦帕湾俱乐部签下了为利物浦效力多年的防守尖兵汤米·史密斯；北爱尔兰的传奇巨星乔治·贝斯特则被“洛杉矶阿兹特克人队”招入麾下。此外，北美足球联赛还进行了扩编，圣地亚哥、塔尔萨等地的几支球队都加入进来。好戏开始了！

1976赛季，宇宙队的表现大有进步。齐纳格利亚以19个进球、11个助攻高居联赛射手榜首，他还从我身上分担了对手很多的注意力。我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在檀香山的一场比赛中，我一口气打入4个进球——在下半场时间的15分钟里连进3个。我们的比赛场场爆满，而纽约的观众人数太多，于是球队老板就把主场换到了洋基体育场。球队的胜利更激起了球迷的狂热。赛季结束，我们的战绩是16胜8负。

我们打进了季后赛，对阵的是“坦帕湾暴徒队”。“坦帕湾暴徒队”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黑马球队，跟宇宙队有太多不同之处。他们只有一位球星：汤米·史密斯。他们球队的口号是“暴徒队最牛逼”——这话在当时的美国可是有点不雅。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支被称作“女暴徒”的啦啦队跑到球场上施放气球，然后球迷就齐声高唱他们的队歌：“therowdiesrunhere，therowdiesrunthere，theykicktheballaround！”是的，这些都是从冰球比赛学来的，但人们喜欢，而他们的球队也蒸蒸日上。虽说只是1975年的扩编球队，但他们赢下了当年的联赛冠军；看1976年的情况，他们大有卫冕之势。

坦帕湾的主场球迷都见过世面，也都很友好。比赛开始前，在我走进球场的时候，他们还起立欢迎我。这是体育道德精神的最好体现，但可惜的是，这是本场比赛我最辉煌的时刻了。

比赛开始时一切顺利。但坦帕湾的防守非常严密，我始终无法摆脱对方的防守球员。在一次身体碰撞中，我被撞倒在地，就在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又打进了一个进球，从而赢下了全场比赛。

对这次失利，我们当然很失望。但我又感到很高兴，因为联赛的整体水平提高了，北美足球联赛算得上是一个像样的联赛了。在与坦帕湾的比赛中，到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3.7万，放在美国的任何一种运动项目的比赛上，这个观众数都是很不错的了。1976年8月《体育画报》撰文说：“美国足球正在站稳脚跟。”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若是站不稳的话，还是会摔倒的。我们辛辛苦苦奋斗的事业正面临暴风骤雨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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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的一件乐事就是独自一人到中央公园里闲逛，看看有没有小孩子在踢球。早些时候，要找到踢球的小孩是很困难的——公园里到处可见扔棒球、玩橄榄球的人，但踢球的人很难看到。但最终我还是能看到一群踢着黑白相间足球的孩子，而我也每每能笑起来。

起初我就是看着他们玩，有时候是站在树荫下。我不说话，但迟早会有人看见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惊喜的样子。然后我就走过去，教他们一些技巧，给他们一些指点。那个时候拍立得相机已经流行起来了，而似乎总有人随身带着一个。于是我就跟他们拍张合影，大家都做出巴西风格的、竖大拇指的手势。然后我就跟他们握手或拥抱告别，再消失在城市之中。

我很高兴能把对足球的热爱发扬光大，而除了在业余时间随机指点小孩们踢球，我还有更正式的推广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我与百事公司签了合同，在全世界进行一系列儿童足球培训，亦即“国际少年足球项目”，是由我和马泽伊教授携手完成的。我们一共去了64个国家，教那里的孩子们踢球。这个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多方合作将世界变得更好，同时还推广企业的产品。

在百事公司的帮助下，我还出版了一本书及其同名教学电影，名叫《贝利：足球大师及其足球理论》，它们流传很久，现在还有年轻人在看。在电影中，我将足球这个“美丽的运动”分解为几个基本组成部分：控球，运球，颠球，传球，假动作，头球，还有射门。每个动作都由我亲自演示。我穿的球鞋上有浅颜色的标示，向观众展示触球的正确方式。很多孩子都误以为用脚尖全力捅球是射门的最佳方式，其实用脚的内外两侧触球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电影中，我们不仅展示了足球的技巧，还为其加上了活灵活现的叙述。在一个场景中，镜头锁定在一个足球上，这时画外音说道：“外皮加上里面的空气也不过425.2克重……这是个死物吗？不，稍等片刻，等它的主人发号施令。”接着我就踢它几脚，用脚背和膝盖颠几下球，画外音继续：“在一瞬间，它就有了生命，贝利让它怎样它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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