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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墨西哥1970（第3页）

那时我的英语还是很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几个词来：“多谢您，陛下。”我答道。

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一副被逗乐的样子，连巴西外交部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此后我们的交流就依赖翻译帮忙了，但整个交谈都很轻松、很愉快。我对她说自己是多么喜欢在英国的日子，她则对我说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个足球迷，这一点远超我的预料。她说对英格兰队感到骄傲，又对巴西未能夺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遗憾。觐见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倾倒，还感觉我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人教我如何跟别人说话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原本没有隔阂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实，当天的觐见中，唯一坏了规矩的人是一个英国代表团的人，也许是个外交官吧，他朝我倾过身子，从嘴角用蹩脚的葡萄牙语悄声问道：

“那么，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礼宾官员的控制范围，而那里发生的事就疯狂多了。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热切希望一睹我们随性、无畏、即兴的足球风格。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巡回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很多乐趣。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将我们称作“花式足球表演队”。其实，足球本身带来的兴奋和热情已经足够，但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个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而由此带来的狂乱常常把我们包围——激动、奉承，有时则是恐怖，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天上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跑道上挤满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迷，我们只好在飞机里等了4个小时，待警察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机。有一次我们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短暂停留，其间大量球迷拥进机场，声称要绑架我，除非我们答应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队踢一场球。（在黎巴嫩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并如期赶到了开罗。）在意大利米兰，数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门购物，他们就赶来找我要签名。我藏在一个石柱子后面，等着球队的汽车来接我。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我飞一般地冲进了车里——恐怕在球场上我都没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场上，我得到的“保护”也不够。1962年我们参加了“解放者杯”的决赛，这是拉丁美洲的锦标赛，此前桑托斯俱乐部从未得过冠军。我们的对手是佩纳罗尔俱乐部，这是乌拉圭的一家著名俱乐部，能跟这样的球队交手，我们异常激动。在经过主客场系列赛打平之后，我们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决一胜负。最终我们以3:0战胜对手，其中2个球是我打进的。比赛一结束，观众们就蜂拥进球场，为了搜寻纪念品，他们几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块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这样的：《黑人球王的脱衣舞》。

听起来也许很令人诧异，但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混乱无序只是那些年的乡土风情，就像下雨、刮风、起雾一样；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书写着桑托斯俱乐部的传奇。我们的球队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济托、佩佩、科蒂尼奥……在1958到1973年间，桑托斯俱乐部赢得了两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十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鉴于我们的成功和天赋，想一睹我们风采的要求就应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们都会到拉丁美洲国家踢球，比如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价钱。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乐部挣钱最多的时候——那时是北半球的夏季，我们会去欧洲踢球，一次会参加20、25场，甚至30场比赛。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堪萨斯城、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埃及、都灵这样相对名气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踢一场比赛，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两侧汇集了1.5万人。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主办方让我乘坐一辆敞篷车经过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去球场。法国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场，她身穿法国国旗的颜色——红靴子、白色紧身短裤、蓝色紧身运动衫。全场观众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赛，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国队赢了。比赛后，碧姬·芭杜为获胜者颁奖，她将奖杯递给了法国队的队长，还赠上香吻一枚——他顿时神魂颠倒，后来报纸上报道说他连奖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绝，但又一想，露丝不会在意看到巴西报纸的体育版上铺天盖地刊登的这张照片。

球迷的热情既令人欢喜，又让人忧愁。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墨西哥城到纽约，在飞机上，我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这也是我的绝技之一：闭上眼就能睡过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过去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走到飞机前面来找球员们索要签名。（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飞机上自由走动不会像现在一样引起恐慌。）因为我睡着了，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在飞机准备在纽约下降时，我恍惚听到一阵唱歌声。乘客们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小夜曲：“despierta，pelé，despiertaaaaaa！”——醒来啊，贝利！醒来啊，贝利！我被惊醒了，从睡梦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奥兰多·杜阿尔特。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对奥兰多说道，“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飞机着陆后，我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们来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的比赛中，有我出场的比赛收费10万美元，我不出场的比赛收费3万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进了127个进球，1961年110个，这些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比赛，我还常常迎合球队和主办方的要求，而他们的要求有时非常古怪。在有几场比赛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见到黑人的国家，组织者会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奥戴上白色袖标，因为球迷分不清我们谁是谁。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环境下，这种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当时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即便一些小“灾难”也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1968年7月，我们在哥伦比亚参加一场比赛，这时我跟队友们与裁判——吉列尔摩·“查托”·维拉斯克斯——发生了争执，因为他判定我们一个进球无效。我的队友利玛上去抗议他的判定，而裁判是个大块头——他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被利玛惹恼了，就把他罚下了场。我气坏了，走上前继续跟他理论，结果他又把我罚下了场。

这个判罚是我活该。但在我走下球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球迷全疯了。他们从看台上把垫子、纸、垃圾朝着球场和裁判扔去，还互相投掷物品。“贝利！贝利！”他们高呼着。而警察则从露天看台上出来保护着裁判。

我跑到看台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跺脚声、鞭炮声、嘶吼声……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刚脱下球鞋，桑托斯俱乐部的主任就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

“快，回去比赛。”他说道。

“什么？”我答道，一头雾水，“你疯了吗？我被罚下了啊。”

“不，不，”他摇头说道，“那个裁判被赶出比赛了，你还得上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会骗我的。看到全场观众造反的样子，主办方觉得，为避免发生大规模骚乱，让我返回球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场上。我们继续比赛，而裁判查托却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听起来好玩，但是很不对。查托是场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罚下场。他的判罚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会觉得很不好受。幸运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机会弥补这件事了。我们先是在巴西的一个酒店里偶然相遇，我们拥抱了一下，交换了联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将结束，我在纽约踢球时，我送给了他和家人几张球票。最后，在迈阿密，在我的一场告别赛上，有些记者建议我们把那件旧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红牌把我罚下场，而我则从他手里夺过红牌，继续踢球——就像当初在哥伦比亚一样。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查托更是如此。还有什么事能比长久的怨恨变作友谊更好呢？这是足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能快乐地离开。

这种生活虽然乐趣很多，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而人们也总是在一遍遍提醒着我：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

“对啊。”我答道。

“她太不寻常了。哇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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