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宝,美丽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况我。
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他们是“人尽可色”。
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对我很有好感,和蔼可亲,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轻轻的,糯糯的,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然后,笑,半掩着嘴,轻轻的,带着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时髦,她们都好看,雪白的皮肤,合格的身裁,态度也过得去,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干瘦浓妆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兴趣。
这几位女秘书问我:“陆先生结了婚了?”
我说,“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
“叫什么名字啦?”
“男的叫思,女的叫恩。”
“很好的名字,听说陆先生在英国念的书?”
她们当真不厌其详。
我是无所谓,摆什么鬼架子,人家与我说话,也是给我面子,一大叠一大叠的文件,不读完脱不了身,闲谈几句,也有好处。不过后来这几个女孩着实被她们上司严责了几句。
当时我答:“是,在英国伦敦念了好几年。”
“念纺织工程吗?现在与纺织打交道。”
我笑了。不不不,我念的是“高能物理”,与纺织一点关系也扯不上。只是祖上连父亲三代都开着纱厂,最近想到台北来投资,想到的自然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派我来调查调查,而我呢,居然也干得头头是道,真是好笑。
我有什么好处?,
我唯一的好处是懂得投胎,我老子有钱,不是那种有几个钱的人,而是真有钱。他的钱也不是苦赚来的,他运气也好,祖父也有钱,咱们家没暴发味道。我父亲从来不花三十多万港币去捧一个歌女,三十万买一对花瓶倒是常有的事,他也集邮,集的是中国古邮票,一大本子。
我是个顶普通的独生子,十八岁时开费拉里地通那。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级,一部e型已经叫她们如痴如醉,那里懂什么通那,我着实清静了一辈子。
后来,后来就溜到英国去了,读书倒用功,自然,十年前生活程度那么低,我一个月的零用是两百镑,暑假到处跑。唉,那些日子。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老子有钱,于是乎我这一生简直活得像丝像缎像花。
据说来了台北,不找女朋友,没地方可去。
我借了一部车,开到阳明山,阳明山是美丽的,一个人踱了很久,忽然寂寞起来。
我来得不是时候,应该春天来,冰凉的,又舒服,现在炎暑,灰尘大,怎么透得过气来,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老了,我想。玩都玩不动了。
妻来了电话,我照例与孩子说几句话,一岁的孩子居然也会叫“爸爸”了,我很开心。
声音里有倦意,妻听得出。
秦安慰我,“台北是好地方,该去的地方你都得去,他们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么?争玩女人,我介绍你去故宫博物馆,包你走进去就出不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玩女人?”
“得了,家明,你那德性,那种女人,你看得上眼?我还不明白你的?你要挑好的,挑到更好的,就扔了我,找那个更好的去了,我就担心那么一天。家明,人家都说你是不玩的男人,我知道你是骄傲……不提了,早点睡,办完事回来。”
知夫莫若妻。
我住在圆山,第一流的酒店。
每天晚上在酒店吃饭,西菜也做得好,布置十分堂皇,却又不俗,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弹钢琴,是那首不了情。我天天坐在那里吃饭,她天天弹不了情。
台北的夜色甚静,我老想着第二天该办的事。
弹钢琴人女人走过来问我:“一个人?”
“妻子在香港。”我说。
她笑笑,走开了。
妻子最近很像一个主妇,除了手上那颗三克拉的梨型完美钻,叫人受不了,那是妈妈给的,与我无关。她什么都改了,连剑击会都不去了,单单不肯脱那只钻戒,女人是女人,是女人。
我闷。
在家也闷,但到底有一大堆说话的人,不管你爱不爱听,他们总是絮絮的说着。
到了第十二天,生意谈得差不多了。
我看到了她。
她穿一件芝士布米色淡绿的衬衫,一条扎染黑底带绿的长裙,瘦瘦的,那胸部却长得好,显得腰更细。看,我早说了,我是个好色的男人,她的脸有点特殊的憔悴与静默,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美丽的一张脸,毫无做作化妆的脸,只有一抹深红的唇膏,配着白皮肤,黑头发,有一种悲怆的味道。
中国女人的脸缺乏表情,顶多挂个甜甜的笑,笑久了,她们腻了,看的人也腻了,难得有一张特殊的脸。
她的脸不该在台北出现。
她一个人坐在我隔壁桌子吃饭,吃得考究,吃完签一个字,正眼也不瞧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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