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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1988年4月5日勃兰特再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一次他有比以前更充分的理由认为，与右派专政不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苏联当时民主化进程本身获得内在进展，而且无可怀疑的是，苏联的政策‐‐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勃兰特关心的自然是苏联改革的前景，是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看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话者对在改革深入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困难的坦率评价‐‐当时行政指令体制停止了运行，而新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还未形成。用勃兰特的话来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掩饰官僚中间不断增长的不满和不同意见。勃兰特后来回忆说：&ldo;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能否战胜这种反抗，而如果能，那么用什么方式。但我一秒钟也不怀疑，我们应当欢迎苏联改革和改革者取得的任何胜利。&rdo;［12］

引起勃兰特特别关注的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对诸如降低对抗程度、合理减少军费开支、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和保护环境提供资金等高于一般意识形态争论的全球任务的关心。勃兰特指出，在讲话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ldo;苏联新领导人明显受到了帕尔梅和我与我们的委员会或更早时候与我们的世界各国朋友们共同提出的思想的影响。&rdo;［13］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援引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一句话：&ldo;我们吸收了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国际所创造的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勃兰特和帕尔梅的委员会所研究的许多东西。&rdo;［14］这次会见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位领导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意识形态问题，讨论了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和发展苏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可能性［15］。

在这方面很快就迈出了新的一步：苏共第一次受邀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在马德里召开的例行委员会会议（1988年5月11‐12日）。苏共中央派去参会的是国际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iddot;佐托夫和笔者（当时均为国际部顾问）。正像韦内宁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社会党国际作出这样的决定&ldo;并非易事&rdo;，因为各党对与共产党人接触态度不同，但&ldo;没有人提出异议&rdo;。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正在变化的&ldo;东西方&rdo;关系，尤其是苏联的变化、苏美关系的进展、由于美国开始总统竞选活动而使谈判进程遇到的困难，作出&ldo;欧洲的回答&rdo;。

讨论的参加者（70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包括来宾和观察员）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发生的进程上，他们认为当时这些可以确认无疑的进程使人们对欧洲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新的作用抱有希望。包括维利&iddot;勃兰特、菲利浦&iddot;冈萨雷斯、奥斯卡&iddot;拉封丹、尼尔&iddot;金诺克在内的一些人在讲话中用了相当大篇幅来分析&ldo;戈尔巴乔夫现象&rdo;、苏联的改革进程、改革的前景和对世界与欧洲政治的影响。一位参加讨论的人对我们说：&ldo;看，你们的戈尔巴乔夫成了讨论的中心人物。&rdo;

冈萨雷斯在开幕词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操纵了几十年的&ldo;自动驾驶仪断开了&rdo;，并给苏联政治指出了新的方向。冈萨雷斯呼吁要对苏联的改革给予冷静的、客观的评价，要评价事实，而不要评价意图。他说，应当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的内部困难给予理解；尽管改革有种种局限和矛盾，但社会民主党人关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可以赢得很多东西。

勃兰特向会见的参加者谈了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感受，会谈使他相信，裁军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至于苏联改革的前景，那么在发生&ldo;革命性&rdo;变化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改革是否能以胜利告终。但社会民主党人希望苏联改革取得成功。西方，勃兰特补充说，他指的是保守派，不应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在评价苏联改革时没有信心、犹豫不决，或者更糟‐‐希望中止这一进程。（这些话赢得了掌声）勃兰特在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内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专门报告。

当勃兰特在马德里宣布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幕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iddot;约亨&iddot;福格尔（他是在1987年接替勃兰特担任这一职务的）。福格尔说，我们&ldo;以党的方式&rdo;关心苏联改革的成功，这一政策符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利益，从我们党方面来说希望苏联改革成功有&ldo;自己的自私考虑&rdo;。&ldo;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呢？&rdo;‐‐他问道。福格尔通报说，弗里德里希&iddot;艾伯特基金会（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打算为年轻的苏联经理提供20‐30个进修名额，建议苏联能邀请联邦德国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工来苏联工作。他对《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这一文件赞不绝口，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文件签署之前就已看过了。

1988年6月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代表会议举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勃兰特的助手林登贝格就在莫斯科。我有机会问了他的感受。他在谈到苏联改革时并不隐瞒他对所有问题能同时得到解决的担心，他认为（这次会议）经济决议不太具体，特别是在价格改革方面；引起他不安的还有，在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争论中多党制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会不会使会议日程不堪重负呢？林登贝格个人的意见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主要在于社会监督权力的独立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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