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发表于《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ldo;性的激情&rdo;;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14)。这些论点(特别是最后一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人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ldo;积极制衡&rdo;(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ldo;悲观&rdo;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ldo;神话&rdo;(15)?
由此,一个新的&ldo;神话&rdo;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ldo;避孕&rdo;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ldo;取证&rdo;,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ldo;强力避孕药&rdo;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ldo;不孕&rdo;的效果,于&ldo;不自觉&rdo;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ldo;断产&rdo;和&ldo;疏胎绝产&rdo;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ldo;防免作胎&rdo;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ldo;尝试阶段&rdo;,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21)。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ldo;流产&rdo;(堕胎)等&ldo;杀生性&rdo;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ldo;避孕&rdo;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ldo;避孕&rdo;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ldo;歪打正着&rdo;,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ldo;斑蝥&rdo;(&ldo;螌蝥&rdo;)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ldo;从良&rdo;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ldo;避孕套&rdo;,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ldo;还精补脑&rdo;)、体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ldo;避孕&rdo;办法,而不是&ldo;堕胎&rdo;、&ldo;溺婴&rdo;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ldo;口述历史&rdo;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ldo;讥笑&rdo;。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ldo;生育控制的普及&rdo;之间,必然存在一种&ldo;密切的关系&rdo;(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ldo;自然&rdo;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ldo;依次递减&rdo;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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